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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撒旦还是天使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在一种更加广阔和复杂的背景下展开了剧烈冲突。大量传教士滤料的东来对中国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以往学术界习惯在描述其教育文化侵略功能及大量中外“教案”纠纷中来扩大他们对中国社会带来负面效应，却局部忽略了大量西方传教士在其文化传播同时，对中国传统印刷出版行业的巨大推动作用。

我国近代印刷术并非由传统印刷术演变而来

中国古代的印刷起源甚早，但发展缓慢，到了近代仍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近代适合中文传播的近代印刷技术和印刷规范并不是由中电磁铁国古代的印刷术演变而来，而是西方传教士独立创办的。为什么古代的印刷术不能演变为近代印刷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传统印刷理念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量信息传播的需求。中国长久以来对于经典的概念使得付印者力图保存雕版印刷使用的刻板，以免讹传，并可随时增印。而活字版则十分容易把字误植，造成文本的失真，并且一般一次印刷完毕就必须拆版以便下面的印刷能继续使用那些活字。且活字印刷术的技术要求比雕版印刷术的技术要求高得多，它至少比雕印术多了制作字模，铸造活字，排版等较高的技术环节。而雕印只须刻板和刷印两大技术步骤就可完工，适于推广。即便是文盲也可以依样刻印而成为能雕一手好字的刻工，而对活字印刷来说，排版者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程度。

其次，活字印刷的初期必须制作大量的字型，其投入相对于雕版直接刻印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私人字型刻印和商办的书房书肆一般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据估计，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平均识字率比西方要高得多，各地的刻工资源十分丰富，刻印的成本也相对低廉。因此，在中国因为铜活字印刷需要大量资金，这类印刷几乎完全由政府推行，一旦政府不再支持即告中辍。这一弊端便限制了大量私人及商办书肆大规模向近代的转型。

同时，传统印刷术与书法结合在一起，制约了印刷术的革新。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采用手书上版，均采用当时最受社会欢迎、喜爱的字体。官私刻版，想用哪种字体，就写哪种字体，这一点是活字制作无法达到的。加之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喜爱书法，书法是文化的精髓，人们认为活字印刷对书法的危害较大，致使活字印刷难以发展。虽然古书印数较少，但是雕版可以存放，随用随印，十分易于重印，这对于保存某些珍本、传承书法艺术具有重大意义。于是，古代中国的印刷出版基本上是雕版印刷，近代以来民国时期仍然盛行。由于各地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刻板，甚至同一古籍即使是同一时期也常常有多种刻本。以至后来，版本考证成为一门显学。可见在教育普及程度有限的古代，文人的喜好也深刻地影响着印刷市场和印刷技术。

最后，也是限制传统印刷向近代化转型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的封建统治带来的制度弊端。中国虽然早在11世纪40年代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阻碍着这一技术的发展。不同于古登堡处在欧洲社会近代化的转型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及其代言人赋予这一技术进步以积极的意义。而中国的毕昇处在封建文明由盛转衰的时期，封建统治者把活字印刷术看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保持知识垄断的手段，对民间出版长期实行限制政策。这种限制的思维在长达9个世纪的漫长历史里仍然在顽固地存在着，并主导着这个古老国家的脉动。印刷技术只能被封建的统治者所垄断，成为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权力工具。

以上论述可以说明，传教士们所导入的西式印刷和中国本土原有的活字印刷，在使用活字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如众所知，早在11世纪初的中国，毕昇就曾使用活字进行书籍印刷。自此以后，活字印刷的研制和使用一直没有中断，但活字制造却基本停留在雕刻阶段，印刷方法也没有超出手工业操作领域。因此，尽管毕昇的发明比古登堡早了400多年，由于印刷效率、质量和成本都劣于木板雕印，所以终于未能像西方的近代印刷术那样，发展成为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可以说，中国本土原有的活字印刷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主要是由西式印刷的到来而解决的。

西方传教士在华印刷活动的技术分析

两百多年以前的1805年，英国伦敦布道会选派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来中国传教。他于1807年9月8 日到达广州，为了印刷中文圣经，开始在广州秘密雇人刻制中文字模，制作中文铅活字。后因清朝政府的禁令，刻字工人害怕招来灾祸，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马氏此举，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的开始，所以，印刷界将其作为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始。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犹如潮水一般地涌入。当然，大量的、潮水般涌入的这些传教士，势必在中国创办和出版为数众多的报刊和书籍，建立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出版印刷机构。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时间里，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中外文报刊170余种，约占当时中国全国报刊总数的95%，可见其“来势之猛，发展之速。”与此同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基督教为主、为数众多的近代印刷机构也随之建立。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基督教传教士人数最多，也最为活跃。因此，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印刷机构，大多都是基督教公理会等组织和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印刷机构不下6 0 所。其中有些印刷机构，譬如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等，规模大、技术先进、设备精良，在近代早期的中国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占尽风骚。有关近代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印刷机构的情况，从美华书馆和墨海书馆等几个主要机构的设置情况，可大致见一斑。

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Society Press）是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在上海最早设立的印刷机构之一。书馆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即黄骅铅活字印刷设备，计有3台印刷机、大小英文铅字7副、中文铅字2 副（相当于今天二号、四号）。王韬就曾对这一新技术的使用过程有相当详细的描绘，他写道：“以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推送出人。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受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张。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以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两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于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因当时上海尚无发电设备，书馆印刷机的动力是“用牛旋转”，正因“印速甚快”，“制作甚奇”，“用牛旋转”，在(试模与生产若用不同的原料极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上海引起轰动。墨海书馆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著名的有中国近代首任驻外大使、被誉为“孤独的先行者”的郭嵩焘，时任云南布政使后擢升江苏巡抚的徐有壬等。一时“华士之来往墨海者，无不喜欢，人之吟咏”。近代上海诗人孙撇还作《洋径洪杂诗》赞曰：“车翻墨海转轮圆， 百种奇编字内传。”当时墨海书馆的印刷技术对上海士人及文化界带来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但是，如果从技术层面上看，当时西方印刷机构采取的中文铅活字印刷虽然快速清晰，具有较之雕板印刷技术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中文字模的制作技术却仍没过关，还得依赖手工，既费时又费钱。直到中文字模电镀法发明后，才使制约中文铅印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而这一使命是则由美华书馆的负责人姜别利来完成的。姜别利（WliamGamblel830～1886)爱尔兰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他17岁移居美国，在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当学徒，后去纽约从事《圣经》的出版工作。1858年奉命来中国宁波主持华花圣经书房。他发现上海比宁波更有发展前途，经主管部门同意，把印刷所改名美华书馆，并于1860年12月迁至上海。他来华后，针对汉字字体复杂、字数繁多、镌刻困难，于1859年在宁波创制了电镀字模。“其法以纹理细密的黄杨木刻阳文字，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这较之先前以手工刻模，大为省工，且字型完美，笔锋清晰”。此后，姜氏将汉字按照西文活字规格，制成七种不同大小的汉文活字，称“美华字”，即后来俗称的宋体字。这种字模和铅字发明以后，美华书局大量制造，出售给上海、北京等地报馆、书局，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最通用的字模和铅字。”

爱尔兰人姜别利在中文印刷史上，还有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用元宝式字架。汉字字数繁多，给排版检字带来了很多困难。为了解铜套决这一难题，他雇了两名学者，花了数年时间，将汉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他创造了一种木架，正面置字24盒，装常用、备用铅字，两旁46盒，装罕用铅字。每类字均依《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排工中立，就架取字，速度较以前至少提高三倍。这种字架，亦为各种报馆、书局广泛使用。整体上看，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活动，使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机器和技术东渐而来，这是促使中国印刷术近代化的第一个要素。墨拉力机灵敏度介绍海书馆最初虽然出于“代水火二气之用”的考虑，遂以牛拉牵引而产生动力，但它毕竟不是手工的印刷，而是一种机器产业。它拥有的中文铅字、泥胎浇成之铅版、墨汁胶棍等，已接近于现今的水平。姜别利在主持美华书馆后，对中文笔划、字形作了一番认真研究，用电镀方法创制中文字模，有大字、中字、小字、极小字等。电镀中文字模的发明和推广，无疑是汉字印刷技术的一项重大变革。其后，美华书馆在排字架上的设计和印刷机器方面，更表现了其快速而精巧。至20世纪初年，铅活字凸印、石印术、制版照相术、平版胶印、雕刻凹印和影写凹版、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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